呂學重長庚醫院內科部感染醫學科教授
踏上感染管制這條路，一開始其實完全沒概念，算是剛好站在台灣感染管制發展的浪潮上。
當初在台北榮總完成感染科專科醫師訓練，因為懷有盡早出國進修的目標，便轉應聘於長庚醫院。加入後才發現，當時長庚醫院張昭雄院長不只希望有感染專科醫師協助抗生素管理，更要派人出國學習感染管制，現在想想張院長真有遠見。
1970~1980年代台灣感染管制專業正處萌芽階段，不少醫師、護理師、醫檢師赴美進修，但僅止於短期訓練。長庚早在1976年已成立感染管制委員會，設有2位感管護士，早期僅參考書面資料，缺乏系統化的建構及訓練。
我在1982年7月加入長庚，隔年7月就獲派出國，接受曾來長庚擔任客座教授美國恩師Richard P. Wenzel（中文名溫哲理）教授指導與訓練。原以為只是短期進修，沒想到張院長的要求是：念個碩士回來。得到消息時僅有6個月時間準備，連托福及GRE測驗都等到美國才考，幸好1年半後順利取得維吉尼亞大學醫院流行病學感染管制研究所碩士，應該是台灣的第一位接受完整制式感染管制正式訓練並有學位的感染管制醫師。
1985年初我回國接手長庚感染管制後，積極推展全院感染管制教育及訓練，建構感染管制基礎及系統架構。在啟蒙恩師前高榮院長鄭德齡教授邀請下，以顧問角色到北榮開班授課，每周2個下午分享所學，學員從北榮的護理師、醫師，擴展到其他醫院有興趣的同行也來加入。因為剛好台北某婦幼醫院發生新生兒沙門氏菌大流行，感染管制專業受到重視，衛生署主導開設教育訓練課程，包括我及多位國內外講師參與，很多人也跟著到北榮聽課，交流討論的氣氛正熱。於1989年12月成立感染管制聯誼會，逐漸有中、南、東部同業參與，而有成立學會的共識，這群同伴成為日後台灣推動感染管制專業發展的種子，我也恭逢其盛，獲選為首任理事長。
其實在學會成立前，台灣感染症醫師前輩已爭取醫療法修正，明定醫院必須辦理院內感染管制事項；到1988年教育部將感染管制納入醫院評鑑、1990年推動各院成立感染管制委員會，衛生署也成立感染管制諮詢小組⋯等。在官方政策主導及專家的努力下，台灣感染管制逐步踏上軌道。
我在回國後不斷強調「不要怕院內感染」，因為即使做得再好，還是可能有無法避免的狀況，我們是要找出符合當下醫療環境能減少院內感染的方法，不逃避、不掩過、透明化處理。讓大家了解院內感染的防治，是醫師、護理師、醫療相關人員、病人、家屬及社會大眾共同的責任。一開始起頭難，現在看來社會大眾大多也了解感染管制的重要性。
我在美國進修時他們已經都用電腦（居然大部分是台灣製造的）管理，所以我也去學統計軟體、寫程式；回國後靠自己編寫的小程式一用11年，直到某次及早監測發現院內群突發，展現出價值，醫院就派資訊部門協助，於1999年感管工作上線為全院電腦資訊化作業，效率大大提升也節省不少人力，促成日後長庚體系感染管制與醫療品質改善的蓬勃發展。 我們常說感管是不賺錢的單位，其實要看如何展現自我價值。比如長庚實施抗生素管理半年後減少近3千萬元藥費，且患者住院時間及死亡率未有負面影響，這就突顯了感染科醫師管理抗生素的價值，順利爭取到實質的績效鼓勵。
無論是院內感染管制或是大眾關心的疫情，我們常是幕後盡心盡力卻不被看見的一群，就像輿論會注意到口罩國家隊的貢獻，但沒人講感染管制國家隊。全國感染管制同仁應該努力爭取國家資源的合理分配，才能改善工作前景，為國家留住感染管制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