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高彬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長
我是被指派研修感染症而成為高醫第一位感染症專科醫師，雖然本院沒有前輩指導，幸好當時台大、北榮和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合作，在台大景福會館舉辦感染症月會，我每個月都由南部飛到台北參加，很感謝台大謝維銓教授和北榮鄭德齡副院長兩位大佬的無私傳承。
當年的月會全程英文，而且案例很具代表性，我們得從病人資料、病史、常規檢查報告⋯等線索，分析病情、猜出是哪一支細菌或病毒，從一個病例討論就能學習到很多鑑別診斷的知識。還記得謝維銓教授提到「46歲婦人腹瀉2、3個月，瘦了近20公斤」我提問「病人是否去過菲律賓或泰國？」果然命中答案—菲律賓毛線蟲，因為從病史推斷，只有可能是寄生蟲。
而從感染症學到感染管制，則是另一個不同領域的挑戰。
1982年衛生署發文要求醫學中心成立感染管制委員會，當時全國僅台大、北榮、高醫三家醫學中心，我再次被點名負責高醫感染管制委員會的工作。那時各中心單打獨鬥，大家都很需要知識交流、經驗分享，於是隔年學會成立，由美國學成返台的呂學重教授擔任理事長，我擔任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萬事起頭難，我們不斷討論、逐漸形成共識，其中最關鍵的目標是設立感管師制度，以專業職稱認證吸引人才（包括護理師、醫檢師、藥師、公衛、統計等領域）投入，也幸而獲得疾管局的支持。
初期財源有限，我接任第二任理事長時，學會僅有12萬元，後來我們透過研討論贊助等運作方式，在三年任期結束時已累積300多萬，總算能開展會務，不致於連幹事都請不起。
現在回想，我想用「偉大」來形容我們共同完成的工作，因為當時若沒能成立學會，尤其是結合理論知識及臨床實務訓練的感管師培訓制度，很快建立起院內感染管制必備人力，台灣未必能克服後來的SARS挑戰。
經過30年的發展，我相信台灣在感染管制方面的表現可以排在全球前段班，滿分100至少可以>95分，但同時也有問題需要克服。
隨著感管工作日漸繁重，減輕工作負擔、提升工作尊嚴，建立良好的職業環境，才能避免人才流失。具體做法包括推動各院改善升遷制度、增加事務員以減輕感管師文書作業負擔，強化專業功能，以及從制度面調整人力／病床數比例，增加人員配置。
更重要的是建立正確認知：醫院感染管制工作也是疾管署、健保署的防線。例如執行抗藥性監測、抗生素管理政策、減低院內感染率，同時能減少醫療支出（統計顯示，一位住院病人發生菌血症，將額外產生約4,000美元醫療費），應給予醫院適當的獎勵和補助。
另一方面，希望大家也能以專業立場，主動提供民眾衛教，例如抗生素用藥安全或防疫常識（透過社區、校園講座或網路文宣等方式）。在疫情這2、3年間，時常發生醫院的防疫措施明明符合規定，還是被民眾誤解、申訴，或許我們多一份溝通，能增進大眾對感管工作的了解與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