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峰義三軍總醫院特聘醫師
選擇感染專科領域超過30年，年輕時著迷於醫學史中很多偉大的微生物學家和抗微生物藥物的發現，也覺得感染症很有趣，要從發燒等症狀進行鑑別診斷，只要對症治療病人就能康復；而且當年感染症還很普遍，可以幫助很多病人，加上其他內科疾病如腫瘤、慢性腎衰竭⋯等末期疾病之治療選擇有限，所以「能把病人治好的醫師」就很有吸引力。
1991年博士班畢業後，有段時間突然對人生方向有點迷惘，甚至想過是否離開醫學中心去開業。適逢中研院何曼德院士（Monto Ho）回台在中研院生醫所建立微生物研究諮詢實驗室，研究台灣抗生素抗藥性問題；何院士同時受邀策劃主持由衛生署經費支助的「臺灣感染症臨床及研究訓練計畫」，整合國外優秀教授的授課和國內醫學中心的實務訓練，針對台灣年輕的感染症專科醫師進行培訓，正好第一期headquarter在三總，我當時是總醫師，有幸參與協助計畫，時有請益受教於何院士。
在了解我正在進行及未來想做的事情後，何院士一句「你在做的專業工作和研究並沒問題啊，就這樣 step by step去做就對了。」給我一劑定心丸；之後更介紹我去匹茲堡大學師從Victor Yu教授。
大約是1993年，Victor Yu教授來台，記得在景福館面談時第一句話就對我說：要來當我的fellow很辛苦，常要work day and night，你願意嗎？那時我充滿熱忱，一心想從事臨床研究，當然百分百願意。Victor Yu教授在退伍軍人症、菌血症、器官移植病人感染等臨床研究領域很有建樹，我在學習過程中看到研究者在專業領域的投入，也從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建立信心，更堅定感染症專業的志向。
返台後回到三總，那時感染科人員零落，接任感染科主任後慢慢培育，花了幾年時間才建立完整的團隊格局。
在這條路上，我們個人及醫院團隊的發展，如同多年來台灣感染管制發展的歷程，由簡陋到建立基礎，然而現在又面臨專業人才的斷層和缺口隱憂，亦正如我年輕時曾因「前景不明」而心生迷茫。
即使不考慮新興傳染病威脅，感染管制平時在醫院也是極重要的一環，尤其人口高齡化，患者免疫力及治療衍生的感染問題愈趨複雜，感染科在臨床治療決策、院內感染管制、抗生素管理等工作責任也愈來愈重，但現行健保制度給付以操作程序為主，看不到感染症和抗生素管理「專業知識」的價值。
以全球重視的抗藥菌議題來看，強調投資抗生素研發及從事感染症和感染管制人才，英國由首相直接下令進行抗藥性問題對醫療體系及經濟的衝擊分析並提出白皮書，聯合國抗生素抗藥性宣言有193個成員國簽署，而台灣不在WHO架構內，無法參與國際合作，官方層級充其量只到疾管署，還不到衛福部，更別說行政院。
抗生素是現代醫學極重要的武器，外科手術、腫瘤化學治療、先進免疫治療的進步，在在都需要有效的抗生素。何院士早年便關注台灣抗生素過度使用問題，並於90年代初期，與監察委員張德銘合作，針對衛生署及農委會提出糾正案，之後健保亦在抗生素使用規範及政策有所改進，然而相關感染症專科在抗生素管理和抗藥菌感染管制在健保現有制度中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及給付，不易落實執行政策及規範、保護病人安全及提升醫療品質的目標。
台灣早已進入後抗生素時代，我們都在努力，但若看不到職業前景，這對堅守在工作崗位的專業人員很不公平，也造成人才斷層——過去台灣每年接受感染症專科醫師訓練者有40位，現在卻不到一半，數據會說話，由此可見政府政策重視刻不容緩。
建議行政院和衛福部重視抗藥性危機及感染症專科人才斷層問題，健保重新定位，不只要有抗生素合理使用規範，對於執行規範、審慎評估抗生素合理使用的感染症專科醫師所提供的價值也應量化其貢獻、給予回饋，建立永續抗生素管理之優良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