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泉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特聘專家醫師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1987年9月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學會成立時，我已完成在台大醫院小兒科總醫師訓練，恭逢其盛，成為第85號會員，第38號感專醫師。
1988年6月成大醫院開幕，衛生單位開始委託感染科醫師到各中小型醫療院所訪視查核，但沒有書面文件，很多小型院所是醫師夫人兼任總務和感染管制業務，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1993年12月，台灣感染管制醫學會成立，醫院感染管制進入新世代。
1998年台灣爆發腸病毒71型大流行，是台灣防疫制度很重要的轉折，隔年衛生署將防疫處、檢疫總所、預防醫學研所合併成疾病管制局，多頭馬車整併、磨合；隨後透過病毒合約實驗室計畫建立台灣的病毒監測網。
2003年爆發的SARS，是台灣感染管制另一個重要轉捩點。那時我擔任成大醫院感控小組召集人，訂定相關防疫策略及措施，當時我們已經開始在急診外架設分流帳篷、做好動線規畫、以隔離艙轉運病人⋯等基本措施。台灣對感染管制的重視也在SARS後達巔峰，當時疾病管制局蘇益仁局長設建立了防疫醫師制度，經過20年培育，帶動傳統公衛體系轉變，在此次新冠疫情發揮極大功能和戰力，值得肯定。而在醫院體系方面，將感染管制列入醫院評鑑必要項目是最重要的政策，促使院方必須重視，依規定配置感染管制醫師、感管護理師、感管醫檢師⋯等必要人力。在此之前，要說服醫院重視感染管制並不容易，畢竟是不能直接增加收入的單位。現在回想，紙本年代每到醫院評鑑時得提前好幾個月整理資料，人仰馬翻，直到全面資訊化世代才減輕了醫療人員評鑑時的工作負擔。
成大醫院在2005年12月經由院務會議通過設置「感染管制中心」，正式行文教育部核准，將感染管制小組升級為感染管制中心（一級單位），設置獨立辦公室，並納入個管師（如愛滋病、結核病）系統，讓編制及運作更完整。
從腸病毒、SARS⋯等重要事件，就像給台灣防疫打預防針，我們沒有忘記教訓、有更充足的準備。此後如2009年H1N1新型流感、2015年在韓國引發院內感染的MERS，再到這次COVID-19 pandemic，台灣的防疫表現排名在全球前段班，事實上以兩岸互動頻繁，當時全世界都覺得台灣必然率先爆發COVID-19疫情，但我們守住了。
台灣是一個言論過度自由開放的國家，假消息氾濫，到處是專家名嘴，比如疫苗的種種負面傳聞，從2009年H1N1新型流感疫苗到COVID-19疫苗，影響民眾接種意願。好消息是，從中央到第一線基層醫療院所，甚至社會大眾，觀念逐漸成熟，就像手部衛生，早年在醫院還得大力推廣，現在不只醫院，連百貨公司美食街都隨處可見洗手設施。就像我們以前稱院內感染（nosocomial infection），現在稱醫療照顧相關感染（health care‒associatedinfection），意味著觀念的改變。除了醫院，其他機構（如長照中心）甚至社區也可能發生群聚事件，尤其是隨著人口老化，感染問題更趨複雜，不只台灣，亦是全球關注焦點，需要長期投入。
最後我想強調，做感染管制一定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對於醫療和感染管制的態度就是找到真實的證據而不是臆測，坦誠交流訊息，堅持透明公開。有時會感慨民眾及媒體很容易盲從，此時我們更應該堅持專業知識和實證的精神。
在這波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時，大家深切體會到感染管制的重要性，希望各醫療機構內部要做好經驗傳承、世代交替。前輩們該給年輕人表現機會，為感染管制人員提供更良好的發展環境，爭取該有的資源和福利，以避免人才斷層，持續讓台灣的感染管制走在世界的前端。
